2026年08月25日
2026年，港股IPO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公开数据，截至9月6日，年内已有105家企业登陆港股，较去年同期增长77.97%；IPO募资总额达3558.48亿港元，同比增幅为156.22%。
在此背景下，记者通过采访发现，香港投行面临人手短缺的严峻问题，保荐签字人尤为紧俏，行业内相互挖角保荐签字人的现象屡见不鲜。
一位外资券商投行部门主管沈桥向经济观察报记者透露，他所在的团队今年有两名保荐签字人主动离职，但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整体保荐签字人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据沈桥了解，部分同行的保荐签字人流动率甚至高达30%至40%。
沈桥表示，一些同行此前承接了大量本不应接手或超出自身能力的项目，不得不四处寻找外部保荐签字人，但他所在的投行并不打算在当前阶段盲目扩招。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保荐签字人的缺口已引发连锁效应。一些保荐签字人紧缺的投行开始主动承担整体协调人等非保荐角色，或直接退出项目。有投行人士向记者指出，在IPO项目数量大幅增长、监管对保荐主要人员资源提出更明确要求的背景下，保荐机构会比以往更谨慎地审视现有项目组合和资源配置，选择项目时变得更加严格。
此外，受访投行人士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投行应建立自身的人才培养体系，让年轻投行人有机会完整参与IPO并逐步承担更多责任。
缺人
沈桥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2023年前几年，港股市场整体低迷，而近两年市场回暖，各家保荐机构项目排期饱满。但他所在的投行不会因当前项目扎堆、保荐签字人紧缺而盲目扩招，而是根据人员自然流动情况适度补充。
沈桥提到的保荐签字人紧缺问题，与香港证监会2026年初向保荐机构发布的指引有关。该指引限制了保荐签字人同时推进的活跃项目数量——如果任何保荐机构的主要人员同时监督或参与6宗或以上活跃上市委聘项目，香港证监会通常会认为该机构资源不足，除非有特殊且获认可的理由。这一监管举措从源头夯实了项目质量，但也使本就稀缺的保荐签字人资源更加紧张。
中国证券业协会2026年年中的调研报告显示，香港在册保荐签字人共442人，全市场有8家投行保荐签字人数量达到10人及以上，这8家机构合计拥有115名保荐签字人，占市场总量的26%。其中，中信证券以24人位居第一，市场占比5.43%；中金公司、华泰国际和海通国际分别以21人、16人和12人位列第二至第四。高盛与摩根士丹利并列第五，各11人；瑞银证券与摩根大通并列第七，各10人。
沈桥称，当前客户不仅关心投行是否拥有具备资质的保荐签字人，也对项目执行团队人员的频繁变动心存顾虑。如果团队扩张过快，人员流动风险随之上升，这也是客户不愿看到的。此外，还需考虑投行项目的周期性，若未来项目数量回落，对保荐签字人的需求可能同步下降，若现在大量扩招，届时如何处置人手也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的问题。
沈桥同时表示，他所在的保荐机构更注重内部人才培养，今年已有三名内部培养的人员取得保荐签字人牌照。
澳洲会计师公会大中华区分会副会长梁祐庭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短期来看，外部招聘仍是投行补充保荐签字人等主要人员的最快方式。梁祐庭目前在一家大型中资投行负责香港资本市场业务，他观察到市场短期内对保荐签字人等主要人员需求快速攀升，但合资格、有足够经验的人才难以同步增长。
梁祐庭称，一方面，保荐签字人资质的获取通常要求申请人至少拥有五年相关企业融资经验，并在过去五年内，在至少两宗已完成的香港IPO项目中承担实质性职责，这导致实际操作中主要人员的市场供给存在时间差。
另一方面，真正培养一个能独立监督交易团队、承担保荐工作责任的人，需要让其完整经历项目执行过程，包括尽职调查、监管问题处理、复杂问题判断以及团队管理等，这些无法仅靠培训解决。
因此，梁祐庭认为，投行短期内可通过招聘或内部资源调配解决缺人问题，但如何留住现有主要人员也是一门学问。
连锁反应
实际上，除保荐签字人外，一线工作人员也存在不少缺口。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赴港上市，“A+H”项目增多，许多内地企业在港股IPO中选择头部中资投行作为保荐机构之一。陈女士是一家头部中资投行的资深经理，今年同组两位执行层同事相继离职。她向记者表示，日常项目执行工作量本就不小，加上同事离职，需承担的工作量更大，连调休都需暂缓。
瑞恩资本的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8月，过去两年共有48家券商以上市保荐人或联席保荐人身份参与保荐工作，其中内资券商31家、外资券商11家、港资券商6家；2026年前8个月和过去一年，中金公司以保荐35家和56家企业上市位列双第一，中信证券、华泰国际、国泰君安排名第二至第四，过去一年保荐企业均在18家以上。过去一年，外资投行保荐企业数量均在个位数，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证券、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分别保荐了9家、8家、7家、6家和6家。
沈桥坦言，近年来中资投行在内地企业上投入大量资源，积累了众多香港IPO项目储备，给外资投行业务带来压力。个别外资投行在承揽项目和保荐签字人数量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主动承接整体协调人等非保荐角色。但从他们自身策略看，这并非优先选择，他们不倾向于承接非保荐类业务，始终认为保荐机构应将最优资源倾斜给核心项目，保荐项目优先级高于非保荐项目。
梁祐庭表示，项目数量较多的保荐机构，对保荐签字人等人员的需求较大。关键在于一家机构同时执行多少活跃项目，以及合资格主要人员和交易团队是否足以支持这些项目。如果业务量增长快，而主要人员和执行能力未同步增加，投行将面临资源压力。因此，相关监管要求会促使行业更重视项目数量、质量和专业资源之间的平衡。
沈桥称，部分风格激进、此前项目扩张较多的投行，因保荐签字人额度有限，甚至已出现退出项目的情况。在他看来，监管核心诉求是保障项目执行质量。从去年到今年，部分投行退出项目，除保荐人问题外，还有商业安排、客户选择、内部资源配置等因素。
记者根据公开申请文件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保荐人变更的案例较过去两年明显增多。若将“保荐人变更”定义为同一家拟上市公司重新递表或更新申请时，原有保荐机构中至少一家退出或被替换，不包括单纯增加保荐人的情况，2024年至少有3宗，2025年至少有5宗，2026年截至目前至少有18宗。
对此，梁祐庭称，对于项目储备较多、合资格主要人员相对紧张的投行，通常会重新安排项目优先次序：成熟度高、近期有明确上市时间表的项目优先配置资源；仍处于较早阶段、上市时间表不明确的项目，推进速度可能调整。
项目筛选更为严格
接受记者采访的香港投行人士表示，香港证监会相关指引发布后，保荐机构在项目筛选上会更加严格，融资规模、质量、成长性等因素都会被考虑在内。
沈桥称，部分投行人力承压，主要原因是人员储备与培养跟不上业务扩张节奏，前期项目准入标准过宽。真正优质的项目竞争激烈，但他所在投行在项目筛选上有自身要求，部分项目选择不接是出于适配性判断，本质上是公司策略选择。
沈桥同时表示，市面上储备的300至500个潜在项目并非全部能落地。不少项目即使递交申请，也未必能成功发行，但只要提交申报，就会占用保荐人额度。
对于沈桥而言，他所在的投行挑选项目有几点要求：第一，研判项目是否具备港股发行条件，能否获得全球机构投资者认购，同时评估公司发展前景，判断其能否为投资者带来可观回报；第二，从市场环境看，资本市场行业偏好聚焦硬科技，该赛道市场活跃度高、投资者关注度强，企业成长速度更快；第三，从内部资源配置角度，团队资源优先向政策扶持类行业倾斜。
梁祐庭亦认为，上述监管指引实施后，保荐签字人等合资格主要人员的机会成本提高。每增加一个活跃保荐项目，都会占用部分相对有限的投行核心资源，因此投行在选择项目时自然更严格。
融资规模也是考量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项目收费和资源投入回报。在梁祐庭看来，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IPO的核心工作量并不会随融资规模同比例变动，无论最终融资多少，尽职调查、上市文件、监管沟通、内部审批等大量工作都必须完成，需要投入的核心人员相差不大。
此外，梁祐庭提到，投行判断一个IPO项目是否值得承接，除融资规模外，还会考虑公司质量、行业前景、上市可行性、客户关系及未来合作空间。在他看来，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创新药等成长性较高的行业，如果企业本身质量好、有技术壁垒和长期发展空间，即使融资规模不大，投行仍有充分理由承接。
（应采访对象要求，沈桥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作者：老盈盈，36氪经授权发布。
社区评论精选